http://www.pharmacon2007.com

上海“三罢”斗争——1919年历史大事件

本文节选自《日本对外战略:帝国主义思想的演变》,作者:[日]石井宽治,译者:周见,周亮亮。出版社:社科文献出版社。

1919年五四运动中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支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斗争。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的次日,上海各校得到消息后,立即有30多所学校相互联合致电北京政府和各报馆,表示为保全全国青年之神圣计,义不独生,誓必前仆后继,以昭正义。5月7日,上海各校学生与各界人士共2万多人,齐集西门外的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大会,声援北京学生,抗议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会后,手持标语旗的学生和市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5月9日,上海各界为纪念国耻日,学生停课、工商业停业、戏馆停演一天。从这天起,上海各界开始抵制日货。上海学生联合会于5月11日成立后,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发动群众抵制日货,各商业公会也先后开会讨论抵制日货的办法,店员和工人起来监督业主停止买卖日货,印刷工人和缝纫工人拒绝用日本纸张和衣料,码头工人拒绝为日船卸货。抵制日货运动迅速展开。5月19日,北京学生为反对北京政府破坏学生运动,再次全体罢课后,上海学联于5月26日召集52所学校2万多名学生,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宣誓罢课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此时,北京分批南下的学生也陆续抵沪,和上海学生汇合,大大推动了上海的爱国运动。6月4日下午,上海学生接到天津急电,得知北京发生六三大捕学生的事件,立即发出急电,走上街头演讲,呼吁各界急起援助,并挨户动员商界签名罢市。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和产业工人最为集中的城市,从6月5日开始,上海工人阶级率先开始举行大规模罢工。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第一次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首先罢工的是日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和日华纱厂、上海纱厂的工人。同日,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印刷工人也举行了罢工。6日至8日,罢工继续扩大,电车、机器厂、铁厂、丝厂、铁路总机厂、英资和日资工厂及手工业工人先后罢工。6月9日,英商耶松公司老船坞、瑞镕机器造船厂、江南船坞、各轮船公司、日商纱厂码头、叉袋角日本纱厂、上海电器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及附属印刷厂、浦东美孚和亚细亚两火油栈的工人,以及全市司机、清洁工人举行罢工。6月10日,沪宁、沪杭铁路工人及各马车行工人相继罢工。上海市内市外、海上陆上交通断绝,罢工达到最高潮。一周内,上海有50多个工厂企业、六七万名工人参加罢工。工人突破了行会、帮口的组织和观念,为着统一的斗争目标而进行同盟罢工,显示了鲜明的政治目的。工人们表示,罢工是为国家之土地,再为学生被拘速救释放,对于卖国贼表示我们的愤怒,目的是要唤醒国民,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上海工人还多次高举罢工救国旗帜,开展各种爱国活动,发文告,散传单,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在学生们的积极推动、联络和工人阶级的率先响应影响下,上海市各业大小商店、影院、饭店、银行等都停止营业,举行罢市。许多商店门前贴着国家将亡,无心营业、挽救学生、罢市救国、不除国贼不开门等标语,以表示坚决罢市的决心。 上海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斗争,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大罢工,使五四爱国运动从6月3日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群众爱国运动,运动的中心也由北京转到上海。上海三罢斗争实现后,很快波及全国。京奉、京汉铁路以及九江等地工人也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南京、济南、长沙、汉口、杭州、芜湖、无锡、天津等地工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南京、宁波、厦门、镇江、芜湖、无锡、苏州、杭州、天津、济南、唐山、安庆、九江等许多城市的商人相继罢市。据统计,全国有22个省、150多个城市举行了罢工、罢课、罢市斗争,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以巨大威胁。6月8日,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和沪海道尹沈宝昌急电北京政府,惊呼上海三罢斗争,犹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6月10日,天津总商会向北京政府再次发出告急电报。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于6月10日免去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同日,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上海各界得知三个卖国贼被罢免后,于6月12日宣告开市,并举行游行示威,庆祝三罢斗争的胜利。之后,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斗争锋芒便集中到拒绝和约签字上来,直至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中国民族纺织企业对在华日本纺织企业做出的应对与中日最终走向军事对决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呢?西川博史在所著《日本帝国主义与棉业》一书中提出的“棉业帝国主义论”认为,在华日本纺织企业才是帝国主义日本对外扩张最重要的力量。应该说,在日本史学界中这是一个很有影响的见解。在西川博史看来,包括抵制日货运动和工人罢工运动在内,“经济断交运动”的不断高涨反映出由于在华日本纺织企业的发展而受到压迫的中国民族纺织企业面临着危机,它“虽然没能改变在华日本纺织企业的支配地位,但在工人罢工运动的支持下,民族运动的高涨确实给在华日本纺织企业造成沉重的打击,使它们产生了只能依靠军事力量实行镇压的危机感”。因此,可以说正是因为在华日本纺织企业和中国民族纺织企业之间的对立才导致了中日两国的军事对决。西川博史重视在华日本纺织同业会上海支部在《支那纺织业因在华日本纺织业的扩张而受到的影响》一文中提出的见解,并在书中带有肯定意思地引用了这样一段论述:“中国纺织企业不是通过自己的积极努力来提高与日本纺织企业的竞争能力,反而常常采取排他性的行为,试图损坏动摇日本纺织企业的基础,这也正是频繁爆发排日抗日运动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既然中国民族纺织企业方面有意识地将经济问题政治化,这样在华日本纺织企业方面也必须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政治性应对措施。在我看来,即便这一考虑符合事实,但要对事态做出正确解释,并不应该完全相信当事者的看法。下面我们依据现有研究来追踪一下抵制日货运动的经过。

大规模抵制日货运动最初是由反对1915年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引发的,紧接着为了抗议1919年巴黎和会拒绝接受中国提出的取消日本继承德国特权条款的要求,5月4日北京学生发起了波及全国的抗议运动(五四运动)。在五四运动中,内外棉等在华日本纺织企业的工人举行罢工支援学生运动,但是在对日本纺织品展开抵制活动的时候,中国民族纺织企业借机提高了棉纱价格,这使得织布业颇为不满,抵制活动因此而受到很大影响,陷入了所谓“罢买日货不了了之”的状态。然而,后来的情况却不相同。1923年3月,沙俄时期签订的旅顺大连租借协议已满25年,但日本政府以“二十一条”延长租借期的规定为由拒绝接受中国政府提出归还的要求,由此引发了抵制日货运动。在这次抵制日货运动中,上海总商会起到了主导作用,经营处于萧条状态的中国民族纺织企业也积极参与其中,不仅对在华日本纺织企业的产品进行抵制,甚至呼吁与日本人“经济绝交”。从结果来看,在以汉口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上海民族纺织企业棉纱的销售有了很大的增长,而在华日本纺织企业为了回避打击,则把销路转移到没有发生抵制日货运动的华北地区。可见,尽管在“经济绝交”运动背后起作用的是苦于被在华日本纺织企业压迫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抵制日货运动起因于在华日本纺织企业的压迫。应该说,其原因在于抗议以“二十一条”获得在华特权的日本政府,归根到底是政治和外交问题,正因如此才发展成了大范围的抵制运动。

1925年发生的抵制日货、英货运动,发端于内外棉的劳资纠纷,在华日本纺织企业在长达3个多月的罢工和抵制活动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此事的起因是,内外棉有40名工人因抗议新任厂长殴打工人的行为而遭到解雇,日方以胁迫为由将他们扣押并移交给上海工部局(租界地行政机关),故引发了罢工活动,厂方与此相对抗,关闭了工厂。后来在上海总商会的调解下情况有所缓和,但围绕被解雇工人的复职之事又发生了争执,日方职员和租界地警察(巡捕)开枪打死一人。5月30日,租界地警察向200多人的抗议游行队伍开枪射击,打死13人。由此,工人、学生、商人开始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活动,并从上海扩展到全国。在广东,英法军队开枪打死了50多人,斗争一直持续到9月。在华日本纺织企业方面把五卅运动看成中国为恢复国权而发起的政治事件,但日本外务省则认为问题的本质在于劳资关系,并指示据此来解决处理。以下根据1925年7月武居绫藏社长在内外棉股东大会上的说明,来看一下在华日本纺织企业对争议的看法。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www.js333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